賀雪峰：我也說說華中鄉土派 ——對一起網絡暴力的回應

　　我也說說華中鄉土派

　　——對一起網絡暴力的回應

　　賀雪峰

　　一、說明

　　呂德文教授指導博士生的論文遭到惡意評審，為了保護學生的基本權利，呂德文在微信公眾號發表《“惡意評審”如何評價和運用？——基于武漢大學一篇博士論文評審意見的分析》，獲得較大反響，也推動了學界和教育管理部門對博士論文匿名評審制度的反思。讓人意外的是，微信公眾號“課外小參考”發出署名阿瓜博士的《賊喊捉賊？“惡意評審”背后的更大真相——華中鄉土學派煉成記》（下文簡稱《賊喊捉賊》），將具體問題的討論變成無底線的人身攻擊，并且將主要攻擊矛頭對準了我。我深感詫異，是誰對我有這么大的仇和恨呢？

　　因為《賊喊捉賊》涉及基本師德和學風問題，且傳播甚廣，很多人向我問起相關情況，我也就做個簡單回應吧。

　　《賊喊捉賊》一文署名阿瓜博士，貌似對我和我們學術團隊很熟悉，很快知道阿瓜博士就是安徽大學講師孔德繼博士?？椎吕^博士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他博士論文題目為：《農村研究的專業化：改革開放以來涉農知識共同體的研究》（中國農業大學，2020），其中第八章：“組織模式創新與職業競爭”，重點寫華中鄉土派，我也將他博士論文第八章摘要附錄在文后，可以參考。

　　仔細回想，孔德繼博士對我的怨恨可能來自我多次拒絕他的采訪請求。當時孔德繼博士好像還供職于鳳凰網，他聯系我說，他博士論文計劃寫華中鄉土派。2017年3月我應邀到人民大學講座，他聽聞后約我請教，兩個多小時的交流不是很愉快，主要是感覺他比較偏執，此后不再接受他的采訪請求。

　　華中鄉土派是20年前別人給我們取的名字，我們一般自稱華中村治研究團隊。不過，華中鄉土派這個名字容易記住和傳播，學界都這么稱呼，我們也就自稱華中鄉土派了?？椎吕^有一點說的是對的，就是我們創建學派的想法源自我碩士生導師張厚安教授和徐勇教授。徐勇老師在20多年前就公開說要建立學派，這是寫在書上的。現在徐勇老師團隊叫“田野政治學”學派。我2004年從政治學轉入社會學，與徐勇老師研究風格有差異，更加注重基層和基礎研究，因此成為華中鄉土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了。

　　作為華中鄉土派代表人物之一，最近20年，我以學生培養為本，以學術研究為業，一貫認為“大學最美的風景是無限熱愛學生和無限熱愛學術的老師”。20年來，我一直堅持每年駐村調研兩個月（最近幾年沒有完全做到每年調研兩個月），一直堅持認真踏實做研究，一直堅持認真培養學生。20年來每個月主持讀書會從未間斷。2017年調入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后，更是堅持每個月與本科生年級和碩士生年級進行面對面交流。我自認在私德和公德上都是無虧的。如何培養學生和如何做學術研究，我和我們團隊的實踐匯編在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在野之學》一書中。

　　二、關于學生培養

　　1、2004年到華中科技大學工作，創辦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心屬于虛體科研機構，本人工作和培養研究生都在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院）。

　　2、2004年以來，本人主持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讀書會，自愿加入，自由退出。每年有約20人加入讀書會，讀書會成員主要來自武漢地區各高校研究生，也包括我自己指導的研究生。讀書會每月開一次讀書交流匯報會。20年來，本人主持讀書會從來沒有間斷。

　　3、讀書會要求必須體系化閱讀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以及人類學等學科經典著作。讀書會同學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十個小時泡在圖書館讀經典。兩到三年時間，讀書會同學普遍可以讀超過一百部經典著作。

　　4、一旦可以連續兩到三年時間每天泡圖書館，一旦讀了一百多部經典，讀書會同學都會變得自信，且會覺得自己不做學術研究很浪費。讀書會同學們也就普遍愿意考博士將來從事學術研究。

　　5、二十年來，很多讀書會成員考取博士研究生，博士畢業后成為高校教師，從事學術研究。這個偉大時代太需要有認真的研究了。

　　6、從事教職以來，我幾乎沒有讓任何研究生為我承擔課題，幾乎沒有讓任何研究生為我報過賬、做過私活。我幾乎無條件支持讀書會同學調研并承擔他們的調研花費。二十多年我幾乎將所有課題經費用于支持學生調研，卻沒有讓學生承擔課題任務。

　　7、從讀書會出來的研究生有數百人之多，無論是讀博從事學術研究還是直接就業了，我與幾乎所有讀書會同學都保持了良好甚至可以說是深厚的師生關系和私人友誼。

　　8、經典閱讀階段，我們創造一切條件為學生提供一張“平靜的書桌”，走出內卷，眾行致遠；田野調查階段，所有調查都服務于學生認識中國和成長自己，不做別人的工具，不被課題所累。我們致力于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和研究能力的研究者。一批又一批讀書會同學選擇以學術為志業，走上高校教研崗位，踐行“無限熱愛學生和無限熱愛學術”信念。也有不少讀書會同學選擇了非學術道路。幾乎所有讀書會同學都對讀書會經歷心存感激和敬意，自豪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三、關于調查

　　1、我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農村調研的。二十多年累計駐村調研時間差不多有2000天。我對我的博士生要求是必須有400天駐村調研。有博士生讀博期間調研時間超過600天。

　　2、一直以來，我們的調研目標都服從于學術研究和學生培養的需要。既沒有將學生當做免費勞力做課題調研，也幾乎沒有獲得專門調研經費支持。

　　3、二十多年來，我們團隊累計駐村調研時間超過10萬個工作日，調研村莊超過1000個。二十年平均下來，每天駐村調研人數超過20人。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是對全國農村基層情況最了解的。

　　4、二十年來，我一直在湖北四個村莊搞鄉村建設，主要是建設老年人協會，均個人出錢，既沒有向社會籌資，也沒有免費利用學生勞動力。

　　5、作為華中鄉土派代表人物，我要感謝我們團隊所有人對駐村調研的狂熱堅持。呼嘯著奔向田野，我們做到了。

　　6、應該有上百名團隊以外青年學生申請參加過我主持的集體調研，調研費用也是我們承擔的。遺憾的是，個別參加過我們集體調研的同學在博士畢業成為大學教師后，不僅沒有心懷感恩，而且制造關于華中鄉土派的謠言。人心不古，為之一嘆。

　　四、關于論文發表

　　1、孔德繼博士說我們團隊發表論文是靠不正當關系，不由想到“金扁擔挑水”的寓言?？椎吕^博士的確太小看現在學術刊物的品質和我們團隊的格局了。我可以有把握地說，20年來我們團隊絕對沒有與任何學術刊物搞不正當交易，絕對沒有通過不正當手段發表學術論文。

　　2、我本人三十年來一直堅持在全國基層調研，認真做自己的研究，所有論文都是自己寫的，沒有靠學生也沒有靠他人。

　　3、我培養學生強調“兩經一專”，就是碩士期間讀經典，博士期間做經驗。基本要求是碩士三年體系化閱讀經典超過一百部，博士期間進行不低于400天的駐村調研，博士畢業開始專業化研究?；A扎實，又勤奮，就可以做出好的研究，發表論文不過是認真研究的結果。我和我們團隊一貫反對為寫論文而寫論文，論文不是硬寫出來的而是長期調查研究的成果。真研究自然會有好論文。

　　4、研究真問題，學術刊物就必然很關心很歡迎，就會有約稿。幾乎所有學術期刊的編輯都在感慨，來稿特別多，好研究卻不多，甚至問題都是假的。我們做真研究，有學術刊物慧眼識金，豈不是很正常？

　　5、我們團隊無論老師還是博士生，絕大多數論文都是獨立署名，獨立發表。老師不占學生便宜，學生不沾老師好處。自己對自己的研究負責。有學術刊物要求我指導博士生論文署我的名，我是一律拒絕的。

　　五、關于論文引用

　　1、查了一下中國引文網的數據，我的總被引超過5萬次，絕大多數引用者我都不熟悉?？椎吕^博士說我們是相互引用，就算我們團隊有200人，我們團隊每個人得引用我250次才能達到5萬。即使團隊每個人每篇論文都引用，每個人也得發表250篇論文。這可能嗎？

　　2、團隊成員之間的研究最熟悉，相互啟迪互相激發是學派基本特征。對于堂堂正正做學術研究的學者來說，我們不屑也不會故意引用，因為毫無必要。將一個有志于建立有主體性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隊當做要靠相互引用來獲得名利的小圈子，這也太低估華中鄉土派了。

　　3、我們的影響不是靠相互吹捧，而是靠扎實研究。我們的研究不僅被引很高，而且出版的幾乎每本書都成了暢銷書，發表了大量十萬加新媒體評論，政策影響和社會影響都很大?？孔约喝讼嗷ヒ么蹬鮼慝@得學術影響力、政策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這可能嗎？

　　這就是我對孔德繼博士所寫《賊喊捉賊》的回應。

　　寫于2024年5月24日北京至武漢高鐵上

　　附錄：孔德繼博士論文：

　　農村研究的專業化：改革開放以來涉農知識共同體的研究（中國農業大學，2020）

　　第八章：組織模式創新與職業競爭（摘錄）

　　本章就通過鄉治中心的案例，詳細考察一個后起的學術團體如何為中國學術界做出學術貢獻，并獲得學術地位的過程。

　　8.1 華中兩學術團體的數據表現

　　該中心2005年由華中科技大學的賀雪峰和吳毅創辦，后來基本成為賀雪峰研究團隊的主要署名機構，自2017年底該中心隨賀雪峰研究團隊移師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稱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兩位創辦人賀雪峰和吳毅由華中師范大學徐勇團隊調入，學術風格與原單位有所不同。一個學術組織的期刊發表數據的表現，通常反映該組織的發展狀況。

　　如今人們通常用“華中鄉土派”代稱賀雪峰的研究團隊或在武漢的農村研究群體，很多人分不清楚武漢地區幾個研究組織的關系，但主要用來指稱賀雪峰領導的“鄉治中心”。“華中鄉土派”給學界大概有三四類印象：

　　一是下村調研多。很多成員習慣在簡歷中標識駐村調研天數，尤其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初期，例如博士畢業后專職搞研究的青年學者，一般標識五、六百天的駐村經歷。截至到2019年初，過去十多年賀雪峰教授的整個團隊累計駐村調研達5萬個工作日，做了差不多100多個縣，1000個村莊的調查（桂華，2019）。

　　二是讀書數量多。“碩士生階段要閱讀200本以上人文社科經典著作”，這些著作通常是非常有深度的學術著作，但鄉土派的學生的特點恰恰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大量讀書，如武漢大學桂華（2009）在互聯網社區“三農中國論壇”發布的2009年5月份的“讀書書目”就達20本之多；“大四還沒結束，劉銳就讀了100多本經典”（奚茜，2010）；張雪霖（2013）博士的論壇帖子顯示，她在2009年11月至2013年3月25日共4年零5個月的時間里，讀書263本。

　　三是發文章多。賀雪峰的學生都有極長的已讀書單，碩士畢業生通常自報讀書不下150本的學術書；發表文章能力極強，一年5-10篇CSSCI文章發表，有A類刊物發表經歷者不計其數。

　　筆者除了做了一些鄉治中心成員文獻分析，也曾赴武漢參與觀察賀雪峰的“讀書會”。下邊具體介紹和分析“華中鄉土派”的成功之道。

　　8.2 “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

　　賀雪峰提倡“野性”的學術思維，在培養學生上也有他獨特的方法。筆者訪談了多位賀雪峰的學生，有賀作為導師直接培養的，有外單位參與讀書會的，也有本單位觀點相左的。被訪人都一致認為賀雪峰“非常重視對學生的培養，對學生比較好。”

　　賀雪峰的教育觀是：只要有學術熱情，人人都可以做學問，做研究不要求特別的天賦。所以，賀一開始就吸引了很多各類高校和各學科的學生，并堅持有教無類的原則，對與其一起讀書和搞研究的學生持包容的態度。

　　“賀老師更像一個教育家，表現之一是善于鼓勵”，他的一位學生說。

　　筆者在對賀雪峰的訪談中發現，他在很多事情上，確實表現出了很多學術同行不具備的“美德”。賀雪峰對學生提出“兩不要，一要”——作為低年級學生，不要做課題、不要寫文章。要讀書。

　　賀雪峰既珍惜自己的時間，也珍惜學生的時間。盡管學生眾多，但項目的報賬從來沒有用過學生，而是專門雇的兼職會計。他的網站和公眾號的運行，也不安排學生，而是付酬交給專人管理。所有的項目，除非是適合學生需要的，從來不會為了完成而用學生來干。所以，學生有足夠多的時間投入自己的調研與寫作。賀雪峰盡管也在湖北洪湖和荊門地區參與老年協會的社會公益活動，但從來也不安排學生去做社工（義工）。

　　在賀雪峰供職華中科技大學時期，在每個新的研究生正式入學之前的暑假，賀通常會自掏腰包在武漢租民房供學生居住，統一組織看書，一種準軍事化式的“集訓”。

　　這種管理風格充分體現在學生的自我發展上。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調研、讀書和寫文章。

　　8.3 眾說紛紜的“讀書檢查匯報會”

　　賀雪峰有一個大型的“讀書會”，筆者曾于2017年前往華中科技大學進行了參與觀察。賀雪峰的讀書會規范的名稱是“讀書檢查匯報會”。

　　筆者在現場聽到參與者評價這個讀書會：“眾說紛紜的讀書會。”

　　“讀書會雖飽受爭議，但我覺得非常受益。”“既嚴格、又寬松。”

　　嚴格在每個人每個月至少要讀兩本書，寬松在于不限讀書門類，甚至可以不是學術書。而這個會的功能是檢查學生們在過去一個月有沒有認真讀書、干了什么、想了什么的思想匯報和思想檢查過程。

　　筆者曾赴親臨現場觀察了這個每月一次的“讀書會”。整個會議室有近百人，參與者為本科和碩士研究生，來源不限于武漢本地。每次賀雪峰都親自帶領，博士生基本不參加。

　　讀書會要求每個成員在當天都要進行一次匯報。匯報的內容為學生在過去一個月內的閱讀書目、讀書心得和個人的思想狀態。

　　賀雪峰在每個學生發言后都會有所點評，但不點評書的內容和學生對書的理解。大多數對學生的評語是讀得不錯，幾乎90%的學生會得到他的鼓勵。在鼓勵之外，間或對各位學生所在單位的學術動態也比較關心；再有就是分享自己的治學觀點。這些治學觀點，與他每年在全國各地進行的學術講座幾乎一樣。

　　一天內近百人進行匯報，時間是非常長的。如果每個人的匯報加上賀雪峰的點評平均有10分鐘，每次讀書會有60個人匯報的話，那一天的會將有足足10個小時。而事實上確實是這樣。讀書會通常早上八點半準時開始，結束時間卻通常到夜里十一二點。

　　學生們在讀書會上分享自己讀書和學習中的苦悶、喜樂與信心來源。并從這個集體汲取精神動力，堅持下去。

　　筆者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無法想象一位有“長江學者”頭銜的著名教授，會堅持每個月主持一次由本科生和碩士生參加的讀書會。并且這是個并不能提供讀書技巧和實質性知識的讀書會。

　　這個讀書會不討論書的具體內容，用賀團隊成員的話講也可以叫“務虛會”。是通過每月一次的集體生活，塑造大家的精神面貌，激勵大家斗志昂揚，營造出“比學趕幫超”的氛圍。筆者2017年參與的這次讀書會上，有一些外地的高校的學生來，有南京的、有海南的。有說法稱，賀雪峰還負責報銷這些外地學生外來武漢的火車票。

　　內部參與者解釋參與這個讀書會的意義是，形成一種“壓力傳導機制”，督促學習，而不是為了討論具體的讀書。

　　8.4 跨單位的品牌共享體系

　　但近十年來，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學術發表數據仍然遙遙領先于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與數據形成反差的是，在人員配備上，以及整體運行成本上，后者遠遠超于前者。可觀的科研發表量除了4人的全職研究團隊外，更多的是由校內外的學術共同體——確切地說是本校學生和在其他單位就學并認同以賀雪峰為中心的博士研究生貢獻的。與吳毅不同，賀雪峰盡量選擇多招學生，在本校招生名額外，會把其“讀書會”（學術共同體內）的學生推薦到海內外的其他單位深造，利用其他教學平臺，建設自己的研究隊伍。這些隊伍或與其有院系內的師門關系，或者完全沒有學歷上的交集，而是通過“讀書檢查匯報會”的機制形成組織關系。這些學生在其他單位就學時，與中心保持密切的聯系，從事與中心風格一致的學術實踐，并以“中心研究人員”的名義發表學術作品。

　　如此，鄉治中心的數據主要是賀雪峰團隊的學術成果表現，數據來源也是基于一個跨單位的研究網絡共同體的學術貢獻。在2011年，3名全職人員的鄉治中心的學術期刊發表量已經達到130篇，已經接近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發表量，農發所有編制內人員80余人，在2010和2011年的發表量也僅為129篇和149篇。

　　8.5 鄉治中心的分化與模式復制

　　賀雪峰在人才觀上是比較開明的。賀認為搞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熱情，只要有熱情，再加上努力研究就能搞好。賀非常支持學生繼續深造并最終從事學術研究。受招生名額有限，絕大多數學生是不可能在自己門下或本校升學的。在這種情況下賀雪峰就積極地把學生推薦給學術發達地區的名校，包括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與賀團隊來者不拒的包容性并行的，是嚴格的組織管理。讀書會成員每月都應該通過郵件給賀老師匯報自己的讀書進度。在外就學的成員，也常常得到賀老師的電話關懷。在暑期調研期間，無論是在讀學生，還是就業的老生，無故不參加或者無故早退——將面臨被組織除名的風險。

　　少數早年畢業的學生，正值學術壯年，業務繁忙，學生漸多有了自己的門戶，不便每年參與調研和“學術峰會”。這種情況下通常是結束組織關系，基本少有往來，不允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以免渙散軍心。這既是賀門內部的分化形式，也可以說是一種保持組織運行原則的有效的管理手段。

　　8.6 “集體學術”與“慎做項目”

　　將有共同志向的人組織起來，并有效運行團隊，除了剛才提到的“讀書檢查匯報會”這一形式外，與之平行的學生培養和團隊建設方式還有每年暑期的集體調研和賀門弟子內部的“學術峰會”。

　　前邊提到賀雪峰對項目的態度：不為項目所累，有選擇性地接受資助。在對學生的培養上，學生們普遍反映賀老師是舍得花錢的。但凡有學生表示愿意調研，賀都會盡力支持。一般在讀博士通常被要求調研200天，這兩百天的經濟成本早年主要由賀老師承擔。

　　賀喜歡組織大規模的集體調研，無論資金充裕與否。起初在沒有大項目支持的情況下，調研成本主要是賀雪峰負擔，外加省吃儉用。調研中通常會根據不同的調研地點分成隊，一般3—5個人每隊，隊長通常領5000元現金，每個人每天的食宿成本是30元。賓館和招待所一般不允許住，盡量通過村干部聯系住在村民家里。

　　賀雪峰移師華中科技大學已經十幾年了，越來越多團隊成員博士畢業后開始了穩定的學術生涯，有了固定收入及項目資助。于是這些高校教師“自帶干糧”反哺團隊，帶著自己的項目參與賀雪峰統籌的大調研。雖然日子好過了，賀仍然提醒學生們：“不要被項目撐死。”意思是不要為了賺錢而花過多的精力在意義不大的項目上。

　　在每年暑期的大調研之后，團隊內部都會組織一場持續近一周的“學術峰會”，峰會內容和功能大概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對團隊學術成就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是鼓舞士氣、互相學習。

　　8.7 研究方法與內容傾向

　　調研和寫作方式。賀團隊在集體調研期間，是白天分頭去調研，晚上集中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有比較激烈的爭論。但爭來爭去，“統一思想”往往成為一個重要的過程。賀作為團隊的核心，有絕對權威性，在互相爭論中，遇到意見相左的情況難免被糾偏。不難想象，如此一來，他們的很多文章在深度、模式和觀點上比較相似，并且可以這樣持續下去。

　　研究內容與研究立場。在學界的印象中，賀雪峰及其團隊的學術觀點是比較鮮明的，特色突出。盡管賀雪峰在知識界常被劃歸為“左派”，但這個“左派”不提供底層視角，而是主要站在國家和政府的角度，站在各級行政和執法人員的角度，號召加強對底層的治理，強調現行制度的合理性。

　　賀派學者對底層群體的評價通常是負面定性的。

　　鄉治中心的政策主張是加強對弱勢群體的管制。

　　我們難以證明賀派學者對弱勢群體沒有關懷，但在賀派的學術觀點上，通常包含了對這些弱勢群體形象的污名化。謀利的訪民，越軌的光棍……

　　8.8 總結

　　如果說發表數據能代表學術成功之一種形式的話，下邊總結一下賀雪峰研究團隊的成功之道。首先，賀雪峰團隊勤懇調研的的精神為學術界貢獻了大量一手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話題豐富，極大地充實了涉農研究的研討范圍；其次，賀團隊立場鮮明，以上訪研究為例，賀團隊較早提出了從“維權”到“治權”的轉向，這既是對既有學術話語的補充，鮮明的國家主義立場也使賀團隊在處理上訪、土地等敏感話題上，天然具備了安全處理的能力，為學術期刊刊發類似話題提供了更多可能；賀團隊還有很多概念創新，這些概念創新與既有經典結合，略作調整，即使單調的涉農研究領域的面貌大為改觀，理論性看上去大大增強；在現行的科研考評體系中，學術發表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學術期刊的生存之道是引用率。賀團隊本身就積極于學術發表，學術成員甚眾，內部既能解決學術期刊的引用率問題，互相之間形成了良好的生態關系。

　　當然，賀團隊也有一些不足。賀團隊雖然以治理研究為業，但研究的重點過度集中于被治理者，對治理者的研究偏少。如何研究鄉村的精英公務員，研究行政決策、制定治理規則的更高級別的人員，進入決策的后臺，對賀團隊將是重要的挑戰。田野調查作為定性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其優勢和限度。而這種限度，賀團隊似乎把握得不夠準確。田野調查的學術呈現方式主要是個案研究，而個案研究的意義是解釋片段，把片段解釋得深刻。而賀門文章通常并不呈現細膩可靠的故事細節，也鮮有深刻的解釋。同主題的大部分文章觀點雷同，這就沒有充分發揮個案研究的優勢。個案也不能因為量的積累用來推論總體，除非事先就了解整體，而且能夠確認這個個案所是有一模一樣的個案中的一個。這個限度似乎也不為賀團隊成員所認識到，而是經常用個案推論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