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沒有黨領導的強大集體經濟，農村老了，誰來種地？

　　墟里斜陽淺照，山間鶯懶封喉。門前煙斗鬢雙秋。地荒天亦老，何處寄鄉愁。

　　定向領航追夢，黎民持股同舟。再將天地細相酬。田園鋪錦繡，黃土綻風流。

　　這首《臨江仙》，是煙臺的鄉鎮干部劉學剛，對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前后鄉村劇變的描述。

　　曾幾何時，我國的農村是一幅美麗純凈、生機盎然的田園風貌。“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但是，近些年來，在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同時，農村出現了一些令人心憂的現象：

　　農村老了，“誰來種地”成了一個問題。城鎮化帶動了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浪潮，婦女、兒童、老人留守農村，被戲稱為“三八、六一、九九部隊”。2018年，農業從業人員中50歲以上的已超過50%，農村缺乏勞動力，耕地撂荒、住宅廢棄、田園荒蕪。而且，城市生活成本遠高于農村，進城買房安家的青壯年農民，除了自己的積蓄之外，往往還要農村的親屬為他們“輸血”，這更加劇了城鄉的不平衡。

　　種地難了。我國農業產量增加很快，但依靠數量和規模擴張、濫用化肥農藥也很普遍，對土地的透支和污染嚴重，農業效益低，甚至還會“谷賤傷農”。一家一戶的小農，沒有力量完成產業升級，更無法抵御市場風險和資本的沖擊，被擠壓在產業鏈最低端，只能掙最微薄的辛苦錢。

　　不少農村的自然環境、人居環境遭到了污染破壞，青山綠水不再，鳥獸魚蝦難覓。“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雨天泥水路，環境臟亂差。”農村學校大部分被撤并，為了子女入學，許多家庭只能到縣城或鄉鎮所在地陪讀。農村衛生室缺乏人才，空巢老人贍養，留守兒童看護……都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由于基層治理的薄弱，一些農村的思想道德和社會治安狀況不容樂觀。有的村莊“形雖在，神已散”，優秀道德規范、公序良俗失效，不孝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則、不睦鄰里等現象增多，紅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辦陳規陋習盛行、黃賭毒等丑惡現象蔓延。甚至封建迷信、傳銷組織、地下宗教、邪教組織勢力抬頭，嚴重侵蝕農村基層政權。

　　“地荒天亦老，何處寄鄉愁?”這些問題表明，農村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絕非危言聳聽、杞人憂天。

　　總書記的提問

　　農村怎么辦?誰來種地?怎么種地?習近平總書記嚴肅而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考察時說：“即使將來城鎮化達到70%以上，還有四五億人在農村。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城鎮化要發展，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也要發展，同步發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1]

　　這段話振聾發聵。那個時候，主張加快城鎮化、鼓勵農民進城買房刺激經濟的思路，非常流行。個別地方甚至以城鎮化名義推行農村土地私有化、在農村侵占耕地、剝奪農民利益?？倳浀闹匾v話，是對這些做法的糾正。

　　2013年12月，黨中央同時召開了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城鎮化工作會議。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用詩一般的語言強調：“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到水、記得住鄉愁”“粗放擴張、人地失衡、舉債度日、破壞環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如果城鎮化路子走偏了，存在的問題得不到及時化解，則可能積重難返，帶來巨大風險”。[2]

　　在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還明確提出：“要解決好‘誰來種地’問題，培養造就新型農民隊伍，確保農業后繼有人;要以解決好地怎么種為導向，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在煙臺激起了巨大波瀾。一位基層干部對我說：聽到總書記“誰來種地”那一問，心里很受震動?？倳洀难影驳秸ǖ礁＝ǎ瑢r村很熟悉，總書記問“誰來種地”，就是敲打我們呢，就是對我們說：地不能再這樣種了!再這樣下去，農村就沒有希望了!

　　煙臺人關心“誰來種地”，直接原因在蘋果。

　　煙臺地處北緯37度，是栽培蘋果的黃金地帶，是“蘋果之都”。但近年來，人口老齡化、樹種老化、管理方式落后，成為發展蘋果產業的障礙。據不完全統計，煙臺農村老齡化率在25%左右，4個農民中就有一個60周歲以上老人;按常住人口統計，這個比例普遍超過30%，有些村莊甚至超過50%。勞動力不足，導致不少土地撂荒、拋荒。

　　煙臺蘋果產業發展得早，大部分果樹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種植的，樹齡已經老化，蘋果產量、質量一年年下降。2012年起，煙臺市啟動了蘋果全產業鏈提升計劃，第一步就是更新老舊果園的果樹品種。但問題出現了——土地已經分散到各家各戶，各家的地種什么、怎么種，老舊果園改不改造、怎么改造，農民自己說了算。果園改造每畝成本高達3萬元，而改造的頭3年只有投入不見產出。盡管長期來看，這是提高收益的必由之路，但是一家一戶的農民沒有能力實施改造。

　　果園遇到的困難，折射的正是中國農村改革最重要的問題——如何處理“統”和“分”的關系。

　　“統”的問題還沒解決好

　　歷史總是在矛盾運動中螺旋前進的。這句話用在20世紀的中國農村，再貼切不過了。

　　1978年，包產到戶拉開帷幕，農村迎來“黃金時代”。不過，舊的矛盾解決了，很快就會出現新的矛盾。1985年之后，包產到戶所釋放的紅利就開始逐漸下降，1985—1988年，糧食生產連續四年徘徊不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多年在5%以下。到了20世紀末，農民負擔重、農村民生脆弱、干群關系緊張等問題嚴重起來。

　　煙臺市之所以采取“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辦法，是出于一個重要的判斷——今天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在于，在“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中，“分”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統”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

　　“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農村經營體制的標準說法，但在實踐中，有些人簡單地把包產到戶理解成了“分地”，只看到“分”，而沒有看到“統”，甚至認為“統”(集體所有制)是農村發展的障礙，認為“統分結合”的說法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實際上，黨中央關于堅持“統分結合”的態度一直是明確而堅定的。但是在現實中，一些地方把“統分結合”簡單理解成“只要分，不要統”，這種不全面的認識，越來越顯現出其局限性。

　　2013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江蘇團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從農村破題，‘大包干’是改革開放的先聲。當時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但實踐的結果是，‘分’的積極性充分體現了，但‘統’怎么適應市場經濟、規模經濟，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3]

　　包括煙臺在內，全國許多農村存在的問題，都可以歸因于集體經濟薄弱，也就是“統”的問題沒解決好。煙臺市委組織部將其總結為“窮、弱、散、亂”：

　　窮——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2018年，煙臺市6430個村(居)中，集體經濟收入5萬元以下的村(居)還有1458個，占22.7%。對這樣的村，即使政府給錢給物，也沒有能力利用好這些資源，再好的政策也會打折，甚至產生依賴的思想：越窮越要，越要越懶，越懶越窮。有的村即使有集體經濟，也大多是靠資源吃飯，簡單把土地或者門面承包租賃出去，而不會“用錢生錢”。

　　弱——村黨支部組織力不強。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業生產經營權、勞動產品支配權回到一家一戶，村黨支部和村干部失去生產指揮權和收益分配權，相應地也降低了影響力和權威性，黨群干群關系越來越疏遠，甚至出現了對立。因為村支部沒有組織力，所以公共設施、環境衛生、社會管理等公共事務出現了荒廢。很多群眾心中不知道黨支部有什么用，村“兩委”換屆中，村民往往只看重村委會選舉，而村黨支部書記常常無人愿當、選不出來。有的村黨組織不會做群眾工作，只是用簡單的給錢給物代替思想工作，說話沒人聽，干活沒人跟。黨支部缺乏凝聚力和感召力，宗教甚至邪教勢力乘虛而入，在基層和黨組織爭奪群眾，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現象。但是，在集體經濟削弱多年的情況下，黨支部怎么才能重樹自己的威信，重塑組織力呢?

　　散——群眾的集體意識淡化。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的分散經營，割斷了群眾與集體的利益聯結紐帶，淡化了村民的共同體意識，“人心散了”，想問題、辦事情只關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甚至只要權益不要義務。護林防火、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等與老百姓切身利益相關的工作，常常是“政府干、農民看”，還“叉著腰提意見”。

　　亂——部分農民專業合作社運行不規范。合作社是中央大力提倡的，但是這些年合作社在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有些合作社偏離了造福群眾、服務群眾的方向。比如，有的合作社僅由幾個發起人組成而少有群眾參與，上級的優惠扶持政策被少數人獨享;有的合作社只是為了獲取國家政策補貼，達到目的后就放任不管了;有的合作社成立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指標，沒有實質性運轉;有的“吃了補貼荒了地”，甚至利用包地貸款炒房地產……

　　如果沒有黨組織的有力領導，僅僅靠農民專業合作社，無法實現振興鄉村的初衷。2018年《半月談》發表過一篇文章《80%以上合作社淪為空殼?鄉村振興莫讓形式主義帶歪》，其中提道：東部某鎮擁有20多個行政村，大大小小的合作社有近130家，但80%以上都屬于空殼合作社。隨便拉幾個人就可成立合作社，有的村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已經入社了。“辦理手續很簡單，只需5戶以上老百姓，就可以辦理，這些老百姓拉來湊數，合作社的大小事情都是我一人忙活。”一位合作社理事長說，他為了得到政府對發展現代農業基礎設施的支持，成立了合作社，招幾個貧困戶，“裝點門面”。有些合作社，實質上是村干部、種養大戶等牽頭組建，導致貧困戶在合作社中沒有話語權，在管理、決策、分配等方面沒有參與感。

　　農村必須走規?；洜I的道路。但是，由誰來組織農民?這個問題卻還沒有解決。出路在哪里?

　　時任組織部部長和三本書

　　在煙臺，最早系統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設想的，是市委組織部部長于濤。我在煙臺調研期間，許多鄉鎮干部不約而同地提到，于濤部長對農業合作化很執著，經常往村里跑。等見到于濤同志，第一印象，她是一位誠懇、樸素而又率真的領導。而一交談，又感到她雖然是一名黨政干部，但是對思想界、學術界非常熟悉，思想界關注的許多問題，她都有自己的洞見?；蛟S這種理論積淀是促使她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一個原因。

　　果然，當我問于濤，最早“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思路來自哪里?她首先談起了自己讀過的三本書。這三本書，她也推薦給煙臺的很多干部看過：一本是習近平總書記1988—1990年在福建省寧德地區工作時的文集《擺脫貧困》;一本是1955年由中央辦公廳編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本是著名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著作《塘約道路》。

　　煙臺的干部，煙臺的群眾，把這幾本書讀懂了、讀通了，又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煙臺大地上續寫了新的篇章。

　　第一本書《擺脫貧困》，是1988—1990年期間，習近平同志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時的文集。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寧德的發展比較落后，鄉村集體經濟更不樂觀。全地區120個鄉鎮，年有資金30萬元以上的只有20個，10萬元以下的卻有27個;2083個行政村中，村級集體經濟實力在5萬元以上的只有105個，2萬元以下的卻有1761個，一半以上的行政村連正常的經費開支都難以維持。

　　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習近平在農村調查時說，一喜一憂：“喜的是廣大農民開始脫貧致富了，憂的是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出現了弱化的現象。”習近平同志尖銳地指出集體經濟弱化的原因，就是一些農村沒有把壯大集體經濟放在應有的位置，摒棄了“統”的思想，造成從“原有的‘大一統’變成了‘分光吃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4]他在《扶貧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的講話中指出：有的同志說，只要農民脫貧了，集體窮一些沒有關系。我們說，不對!不是沒有關系，而是關系重大。……加強集體經濟實力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實現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證……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的必由之路……是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力。[5]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加關注農村集體經濟，明確提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在“大包干”起源的地方，他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6]。這是有極其鮮明的針對性的。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旗幟鮮明地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阻止了某些人提出的“土地私有化”的主張，為6億農民守住了生存、發展和穩定的基礎，也為煙臺經驗的誕生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條件。

　　第二本書，《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是1955年毛澤東同志親自要求編寫的。

　　毛澤東同志從中央蘇區時期就認識到，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幾千年來小農經濟不斷地兩極分化、破產，周而復始，沒有出路。他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做什么事?兩件事：工業化、集體化……要把一萬萬戶農戶變成集體化是艱巨的……中國歷史上，貞觀、開元、康熙、乾隆之治，是無為而治，不能根本地解決問題，過上若干年，農民又要暴動。[7]

　　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歷史有深透的了解，緊緊抓住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一條主線：小農經濟發展必然走向兩極分化，最終逼得農民走投無路，起來造反，推翻舊王朝;新王朝生產模式依然如故，周而復始，沒有出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統治，在土地所有制和生產關系方面沒有任何改變。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要徹底避免和根除這種現象產生和發展，就要從兩極分化的源頭——土地所有制及其生產關系著手。一家一戶個體經濟對小農生產模式的依附關系，注定抗擊不了頻繁的自然災害，抵御不了市場和資本的沖擊，必然會兩極分化，永遠不可能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

　　改革開放之后，在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鄧小平同志就已經意識到，中國的未來一定還是要走集體化道路的。他多次強調：“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特別是1990年，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提出：

　　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8]

　　組織起來，不僅是現實的要求，也是歷史的必然。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思想理論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各界人士，嚴肅地考慮如何在新形勢下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2016年11月5日，浙江省18名基層農村干部，向全國發出關于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公開倡議書，提出：“削弱和淡化已經很脆弱的土地集體所有權，必將失去發展集體經濟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證，弱化甚至瓦解農村基層組織的作用，必將為適應農業生產客觀要求——農地適度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制造新的障礙，必將誘發農村社會新的族群矛盾，重返一盤散沙的格局”，倡議強化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提出走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

　　做大做強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政治上的要求，也有諸多現實需要：

　　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高速發展的階段已經基本結束，城市就業已經很難再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經濟增長單純依賴城市為中心已難以持續;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都市人群的需求呈現生態化、健康化、高端化發展的趨勢，這讓農村產業發展有了新方向、新定位;

　　大數據、新零售的迅猛發展，農產品足不出戶即可賣遍全國，整個農業生產格局面臨巨變……

　　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隨著做大做強農村集體經濟日益深入人心，全國出現了各種各樣分散的探索和典型。

　　對煙臺產生影響的第三本書《塘約道路》[9]，自2016年起風靡全國，產生很大影響。這本書記述的，就是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在黨支部領導下重新組織起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事跡。

　　塘約村是一個貧困村，2014年在一場水災之后，他們痛定思痛，在時任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的啟發下，由村支書左文學帶頭，示范辦起合作社，辦了婦女、運輸、建筑、勞務四個公司。

　　合作社成立前，塘約村外出打工1100人，占全村勞力的2/3，30%的耕地拋荒。合作社成立后，2014年到2016年，農村人均年收入從3786元增長到10030元，集體經濟積累從不到4萬元增長到202萬元，貧困人口數從643人減少到19人，外出務工人數從1000多人下降到50人，1400多畝拋荒地全都種上水果蔬菜。

　　“塘約經驗”產生的時候，正逢城市遇到產能過剩、成本上升，“進城打工”這條路，遇到了困難。而塘約證明了，在城市經濟下行的時候，農村仍然是一個廣闊天地，把農民組織起來，就有了內生動力，可以實現共同富裕。

　　“塘約經驗”切中時弊，一時聲名鵲起，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對“塘約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塘約精神還是不簡單，還是要發揚，發現這種典型，然后鼓勵這種典型。”

　　集體經濟是政治問題

　　《塘約道路》傳到煙臺，令于濤如獲至寶，因為她也正在苦苦思索，怎樣通過農村黨建促進鄉村振興，要辦這件大事，突破口和“抓手”在哪里?《塘約道路》讓她找到了一把鑰匙。

　　這事開始讓我好奇，也讓許多第一次聽說的人好奇：黨委組織部不就是管干部的嗎?怎么又管農村的事了?

　　這正是煙臺市委組織部的創新。他們突破了過去的觀念認識，主動擔起了責任。煙臺市委組織部提出：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服務空白，政治就會“空殼”，黨在農村的執政就會“空殼”。所以，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

　　于濤回憶，小時候經常有窮人來家門口要飯，父親總是讓要飯的農民到家里一起吃飯，借機了解農村的情況。她雖然生長在城市，卻有著很深的農民情結。后來自己當了干部，就總想也給農民做點事。

　　2015年，于濤到萊蕪工作，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為了抓基層黨建，想摸一摸農村的底，就經常利用周末開車去村里，看到哪家門開著，就走進去，自稱是黨校的老師來做課題的，和農民聊天。一年時間，她走了130多個村，越看越確信：農村的許多問題，源于集體經濟薄弱。想改變局面，就得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

　　當時，萊蕪也有像南街村、滕頭村一樣的集體經濟強村。萊蕪市口鎮下水河村，遠近聞名。20世紀90年代，下水河村沒有村集體企業、負債150萬元，是個特困村。村支書鄭傳堯領著村干部去南街村考察，看完之后熱血沸騰，在留言簿上寫下“南街村的今天，就是下水河村的明天”。

　　下水河村通過發展集體企業、土地租賃等方式，每年可以有60萬元左右的村集體收入。依托集體經濟，村民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幼兒園有補貼，學生有助學金和獎學金，村民到60歲以上就有養老金，75歲以上老人全部住老年公寓，按月享受“老年優待金”。老人去世，只要喪事簡辦，家屬還有撫恤金。

　　下水河村給了于濤信心，她萌生了要在萊蕪推廣集體經濟的想法。可是，還沒來得及實施，就調動工作到了煙臺。一到煙臺，于濤在和組織部全體干部的見面會上，就講了農村問題。她說：“在座多數都是農民家的孩子。咱們自己當干部了，冬暖夏涼、衣食住行都沒問題，自己家農村親戚有困難，還能找咱幫忙解決。但是，有很多老百姓還過得困難，咱們要多替他們講話。忘了這一點，做人就忘本了。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多為群眾做點事。”

　　在煙臺，于濤又繼續走訪了幾百個村，要發展集體經濟的心思更強烈了。

　　煙臺也有不少歷史遺留下來的集體經濟強村。煙臺萊州市[10]的朱旺村就是其中一個。

　　朱旺村是個大村，位于海邊，全村4002人，2018年村集體收入1269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萬元。而這一年，煙臺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49萬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4萬元。也就是說，朱旺村村民收入超過煙臺農村平均水平的兩倍，接近城鎮居民的收入。

　　村民還享有超出城鎮居民的福利。村里有統一建造的小區，解決本村青年結婚用房問題，每平方米房價800元。村集體無償提供70畝土地、500萬元現金，建了一處集幼兒園、小學、中學為一體的九年一貫制公辦學校。我在村里看到，有現代化的學校、有開闊的廣場、有蔥郁的綠蔭，河兩岸是修葺整齊的綠道，樹蔭下、廣場上，隨處可見嬉戲的孩童和下棋的老者。

　　這一切，都源于1999年村支書滕春竹力排眾議作出的一個抉擇——保留集體企業。

　　改革開放初期，朱旺村集體經濟曾有過一段繁榮期，當時村里有織布廠、電器廠、養殖場等大大小小十幾個村辦企業。但到了90年代末，在集體企業改制大潮中，朱旺的村辦企業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拐點。

　　當時，不少地方都采取了一刀切把村辦集體企業改制的做法。朱旺村何去何從?村黨總支與村委會產生了重大分歧。部分人主張把村辦企業一次性全部賣掉，并準備召集村民代表開會通過。

　　剛上任不久的村黨總支書記滕春竹，堅決反對把集體企業“賣光”。滕春竹當過眼鏡廠的干部，有企業管理的經驗。在他的堅持下，最終靠發動黨員，把黨員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合在一起開，終于扭轉了局面，形成了決議——只賣掉負債重、前景差的企業，保留運轉好、前景好的企業，由村集體繼續經營。

　　一個人的生命是漫長的，但關鍵時只有幾步。一個村同樣如此。

　　朱旺村保住了集體經濟的火種，很快就騰飛了。

　　1999年，村黨總支建了全國最早的大菱鲆(多寶魚)養殖基地，年產值高峰時達到1.5億元，村民50%從事養殖業，僅此一項，每年為村集體增加收入780多萬元。

　　集體經濟成功起步后，朱旺村又于2003年建設了占地2000畝的鳳凰工業園，成功吸引13家企業入園建廠，年產值26億元，解決就業5000多人，每年可為村集體增收200多萬元，為群眾增收700多萬元。

　　因為有強大的集體經濟，朱旺村年輕人不必外出打工，大部分在村里就業。村里考出去的大學生，也有1/3回到村里就業。

　　2005年，朱旺村有了港口，共投資4.7億元，建設了兩個2000噸級、兩個5000噸級、兩個1萬噸級散雜貨碼頭泊位，與煙臺港合作開展集裝箱轉運業務，年吞吐量達到10萬標箱。

　　企業壯大之后，滕春竹等村干部沒有把產權據為己有，而是決定開放股權，讓全體村民自愿入股。2007年，黨總支帶頭成立了朱旺水產養殖合作社，鼓勵村民入社，每戶入社股金5000元。2008年，朱旺村又對山東朱旺港務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吸收村民入股，并為每位村民免費發放1000元的股。每年的股利分紅加村集體福利分紅，合計達800多萬元。

　　站在朱旺港大堤上，清新的海風拂面，我看著整潔明媚的村莊，問滕春竹：滕書記，你為什么不自己單干，當老板?他一揮手，哈哈一笑：“那有啥意思。”

　　在滕春竹帶領下，朱旺村的黨組織體系健全，每月堅持開展活動，制定了有約束力的《村規民約》，全村秩序井然，村民生老病死都有集體關心照料。

　　滕春竹一心想著事業，卻很少說自己。我臨走時，他還念念不忘拉著我的手：“你是從北京來的，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幫我們說話。”一件事是，村衛生室的老村醫要增加補貼，現在朱旺村共有5位村醫，都到六七十歲了。村里每年給衛生室補貼8萬元，確保每個醫生年收入能達到3萬元。另一件事是，他希望快點修通煙臺直通北京的高鐵，這樣朱旺村的海濱旅游就能做大了。

　　朱旺只是一個村的建制，但是有企業、有港口、有學校、有平價的住房，青年大部分留在本村就業，不必背井離鄉出門打工。這一切，都離不開強有力的集體經濟。

　　看著繁榮興盛的朱旺村，我想起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全國“兩會”上參加審議時的一段講話。他說“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11]。語重心長，字字千鈞。

　　集體企業是新中國的偉大發明。很多活生生的例子說明，凡是保留了村集體企業的村莊，幾乎都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北京大學教授潘維在他的著作《農民與市場》中指出：主流學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鄉鎮企業陷入了“困境”，并且開出了早就準備好的藥方——“產權明晰化”，也就是私有化。潘維教授卻發現，比起私有企業，鄉鎮集體企業的效益要好得多。從一定意義上說，鄉鎮企業在一夜間突然消失，不是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而是實施一刀切“轉制”政策的結果。而那些頂住壓力堅持保留集體企業的村莊，都為后來的發展致富保留了更堅實的家底。

　　煙臺市委組織部同樣認為：“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之所以能從區區幾十個人起步，在短短的二十幾年時間取得全國政權，靠的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之所以能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用短短三十年時間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靠的也是把群眾組織起來。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已經到了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的地步。對這個問題總書記做過非常明確的闡述，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全力以赴地去加以落實。”[12]

　　201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把“發展壯大薄弱村空殼村集體經濟”列入年度基層黨建工作重點任務。山東省委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村級黨組織建設的若干意見》，部署實施“村級集體經濟發展三年行動計劃”。

　　但是，面對那些組織渙散、集體經濟薄弱的村莊，如何才能在比較短的時間里收拾已經散了的人心，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壯大集體經濟呢?

　　注釋：

　　[1]新華網北京7月22日電，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22/c_116642856.htm。

　　[2]習近平：《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03、590頁。

　　[3]《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繼續向前創造出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新業績——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側記》，2013年3月9日《新華日報》第一版。

　　[4]習近平：《扶貧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頁。

　　[5]習近平：《扶貧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194頁。

　　[6]《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合肥(2016年)4月28日電。

　　[7]馬社香：《毛澤東為什么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陶魯笳訪談錄》，《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期。

　　[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9]王宏甲：《塘約道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0]煙臺市轄芝罘區、福山區、牟平區、萊山區、蓬萊區、龍口市、萊陽市、萊州市、招遠市、棲霞市和海陽市等。萊州市以及本書后面將提到的煙臺XX市，均指煙臺下轄的縣級市。

　　[11]習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新華網北京2014年3月9日電。

　　[12]于濤：《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經濟導刊》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