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邁過年關

　　文 |耿云

　　打工人是中國社會的主體，這一群體還在不斷壯大著?！吨袊y計年鑒2023》顯示，2022年城鎮就業人員約為4億6千萬人，占勞動年齡段人口的絕大多數。人社部今年1月24日發布會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244萬人。

　　如今，年關將至，中國的打工人又站在了時代的關口上。他們怎么樣？又該做些什么呢？

　　要看看整個階級

　　年關頭上，打工人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2024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全國企業就業人員 2023 年全年和 12 月單月的周平均工作時間均為49.0小時，創造全年周平均工作時間和單月周平均工作時間在統計數據的最高紀錄。而在制造業企業普遍兩班倒、快遞外賣行業內卷嚴重的今天，你相信周平均工時僅僅是49小時么？

　　但統計總是給出了個趨勢的。五年來，打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長持續增長。2018年我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6.5小時，與現在相比，或許應該稱為“僅”46.5小時。疫情導致部分企業停工停產，打工人工作時間卻不降反升，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周平均工作時間分別為47.0小時、47.8小時和47.9小時。

　　放眼全球，中國在統計上的平均工作時間也“遙遙領先”。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在2022年有統計數據的167個國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時以上的國家共有9個，周平均工作超過49小時的，只有不丹和阿聯酋兩國。我國勞動者平均工作時長甚至遠超以“過勞”而聞名的日本和試圖將周最長工作時間延長至69小時的韓國。

　　法律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是有嚴格規定的。根據公布的統計數據可以推算，超過法律規定勞動時長的情況恐怕才是打工人遇到的普遍情況，法律條文的落實變得十分奢侈。

　　工作時間的延長并沒有帶來工資的大幅上漲。統計上說，2022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5237元，折合成月則為5436元，農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算了下，平均每小時掙個二十來塊。打工人，你，掙到了嗎？

　　與工作時間的延長對照的，則是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工廠關?；蚬と朔砰L假、屢禁不止的欠薪。

　　2023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2%。2023年6月份，16—24歲青年失業率高達21.% ，為歷史最高值，此后該數據暫停公布，12月份修改統計方式后，16—24歲（不包含在校生）調查失業率為14.9%。一面是有工作的人工作時間增長，勞動強度變大，一個人當兩個人用，一面是有很多人特別是年富力強又迫切需要工作的青年找不到工作。

　　2023年經濟“強勁”復蘇之下，仍有大批企業選擇關停、減產、裁員或變相裁員。4月，全球知名IT巨頭緯創旗下泰州工廠發布公告，工廠將自4月26日起正式停工停產，并擬于5月26日與所有員工解除勞動合約。5月，福特中國開始裁員，人數超過1300人。同月，深圳新安電器工廠關停，不少工人在離職時才發現公司未依法為員工繳納社保及住房公積金。6月，上汽大眾旗下，建成于1984年出產第一輛國產桑塔納的汽車一廠永久關停。同月，深圳某醫療科技公司發布兩份《放假通知》，放假時間分別是2023年7月1日9時至2023年10月31日18時和2023年11月1日9時至2024年4月30日18時，放假原因是訂單不足，公司經營困難，無法滿足經營條件。9月，日本三菱汽車決定退出在中國的汽車生產。11月，蔚來汽車李斌發布全員信，確認蔚來當月將減少10%左右的崗位。12月，東莞科隆威設備廠發出放假通告，稱因訂單量不足，給員工放假三個月。2024年1月，在深圳經營了30年的老牌玩具電子廠達琦華聲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宣布將不再生產、全員解散。1月15日，東莞捷榮工廠強制放假6個月，變相逼退員工離職。

　　找工作難。找到工作不被裁難。而找到一份能按時發放工資的工作更是難上加難。

　　對打工人來說，欠薪是多么普遍而又嚴重的一個問題。據報道，湖南2023年共查處欠薪案件20913件，為11.25萬名勞動者追發工資待遇11.39億元；東莞法院共執結欠薪案件10918件，幫助勞動者追回工資4.95億元。《工人日報》報道，多地開展根治欠薪冬季專項行動，年年根治，為何欠薪總不能“治根”？2003年總理替重慶農婦熊德明討薪，如今20年過去了，被欠薪的勞動者是多了還是少了？討薪是更簡單了還是更困難了？展望2024年，查處的案件是不是會增多？根治行動是不是會更迅猛？年底討薪還會不會繼續作為熱門話題？

　　盡管勞動者用勞動法律法規維權如此困難，但企業家們仍然認為法律對勞動者權益保護過多，他們一邊不斷呼吁著修改法律，一邊想盡辦法從各個方面逃避它本就無力的束縛。在物流、外賣、網約車、家政服務等行業，靈活用工方式興起，眾多勞動者與平臺、企業、中介的關系不被認定為勞動關系，他們被迫成為“自由職業者”。特別是在社保入稅的政策下，為了降低成本，靈活用工更是大行其道。據統計，包括靈活用工在內的新業態勞動者已達到8400萬人。當他們權利受到損害，諸如遭遇欠薪、工傷需要維權時，在“確認勞動關系”這法律途徑的第一道關卡上就被攔住了。

　　以上等等，便是今天打工人的生活圖景。

　　要注意經濟關系

　　打工人過得越來越難了。但我們不能只盯著打工人的困境，就困境看困境，就痛苦談痛苦。這除了收獲情緒，除了揮灑淚水，大概還是不頂用的。要到社會當中，尤其是到經濟關系中，到生產的變化當中找到打工人當下困境的根源，才能有助于認清實際，找準方向，從而推動社會前進。

　　打工人為誰打工呢？為資本。不管它的主人是誰，資本總是要按照自己的邏輯安排社會生產，使用資源，當然也使喚人。打工人的命運也就只能在資本邏輯規定了的軌道內滑行。

　　有市場就會有競爭，有競爭就會有資本集中。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大資本碾壓吞并小資本，這是市場的規律。

　　21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迅速的資本積累和集中，打工人的境遇也隨之發生著變化。

　　在中國，資本的運動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資本的集中進程與國家權力相結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資本的發展促進了公共部門的擴大。公共部門在擴大自身時也極大擴展了自身的能力。

　　對公共部門而言，大資本是好的。它有序，數量少、規模大、軟肋多，經營上更加透明，也能夠為“符合公共規范”支付費用。管住年營業額100億的十萬個小販，行政成本遠高于管住一家年營業額100億的大企業。所以，資本的集中符合管理上的節約。大資本才是管理部門眼中的模范生。更何況，大企業更有競爭力，更能對外競爭，更代表生產力的發展方向。

　　無論是從管理上的“便利”起見，還是從依賴“市場發展”路徑引致“富強”的國策動機而言，公共部門都更加青睞大資本，樂于推動資本集中，形成了一個無論從巧合而言還是有意識而言都能夠進行雙向加速擴大再生產的循環。

　　政策也是一種加速資本集中的工具。政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公共部門往往能夠利用信息和知識系統對資本未來發展進行預測，并通過干預加速這些進程，例如“房住不炒”和“疏解非首都功能”都是應對城市化率增速放緩的提前預警，讓資本能夠及早應對。在公共部門特別龐大的市場，政策往往決定了資本的生死和變化趨勢。“規模以上資本先行”是一個既定的政策。無論通過環保政策提高資本準入門檻，還是疫情中的提前復工復產，都讓大資本能夠先跑一步，占個先機，更快地碾壓小資本。

　　甚至不規范的尋租活動也對資本集中起到了促進作用。關系戶的崛起看上去是違反“公平競爭”的，其實客觀上起到了促進資本隨機集中的作用。每次都是關系戶，比利益均沾更有助于集中。其次，吃拿卡要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小企業更難對抗，加速了小企業的退出。支付同樣金額，在大企業的資本體量中占比更低，而且大企業能夠利用更多資源抵御這種吃拿卡要。

　　國有資本能夠收獲公共部門的有利人為干預，從而在集中運動中占據有利位置。國資的“自然”優勢在于具有公共部門作為“自己人”，與公共部門的內部信息暢通，更能把握“政策”。它也更容易收到同為“自己人”的國有金融部門的資金支持。

　　從有意識地擴展公共部門的支配能力，提升整體資本的內部協調能力和整合度的動機看，國資的擴張帶有主觀干預的成分；從不以個別主體意志為轉移的資本競爭的客觀規律而言，它是資本集中的客觀運動的結果。即使“公平競爭”，整合度高、規模大的國資仍然能勝出。

　　市場總是給小生產留著門，讓產業后備軍和幼稚產業能夠有些出路。但它一方面再生產出小生產，一方面通過消滅小生產為大資本開拓市場、壯大產業后備軍，提高資本的準入門檻。公共部門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萬眾創新到地攤經濟，公共部門對小生產的偏愛都只是權宜之計，它在資本集中的大趨勢面前不可持續。

　　當然，平臺化也是資本集中的一種形式。平臺整合了各種小資本，使它看起來像一個大資本一樣。公共部門則利用平臺方便自己的管理，推行標準化，并從平臺處獲得征收成本低廉的公共收入。

　　資本集中是這個經濟體最大的運動，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打工人要認真面對它，找到自己的辦法。

　　要關心國家大事

　　在資本周轉較為順暢時，國家便穿上了隱身衣，低調而謙恭。全球化大潮中，和平與發展是絕對的主題；經濟高速發展時，悶聲發財是絕對的真理。

　　資本周轉出現了問題，危機來了。打工人感受到自己的經濟狀況不容樂觀，打工人在生產領域的地位每況愈下。這個時候，在資本和打工人之間以中立者與服務者面目出現的國家，也在悄然但急劇地發生變化。

　　天下大事，沒有與打工人不相干的；打工人如果不胸懷天下，則雇傭制度永存，打工人永遠是打工人。

　　打工人應該思考，為什么21世紀20年代的女性，又被鼓勵回歸家庭，接受傳統家庭價值觀，樹立“良好家風”？為什么傳統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又被發揚光大？難道女性打工人首先爭取的不是參與社會生產，同工同酬嗎？

　　打工人應該思考，為什么會出現《當馬克思遇見孔夫子》這樣的電視理論片？難道儒家的“大同世界”與共產主義相通？難道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與儒家的所謂民本思想一致？難道中庸之道與辯證唯物主義高度契合？

　　打工人應該思考，為什么“瓦格納”這樣一種在俄國國內合法性都不夠，長期以來根本提不上臺面的雇傭軍公司，在一些宣傳中卻漸漸由負面而中性，由中性而正面？人們頭腦中關于正義的標準正在被有意無意改變，這意味著什么？

　　打工人應該思考，最近幾年，為什么經常會有“戰馬行動”之類的博主產生？為什么他們能煽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扯起民族感情的大旗，吸引眼球，賺取流量？最為關鍵的是，為什么社會居然屢屢對此作出妥協，仿佛“戰馬行動”之類真的是民族英雄一樣？

　　打工人應該思考，為什么發布的全國一審程序中尋釁滋事罪案件由2011年的892件，上升到了2019年的43776件？

　　打工人應該思考，為什么2020年之后裁判文書上網量一路下滑，2023年基本見底，而行政訴訟文書到2022年的24份和2023年的3份？而在裁判文書網事件引起社會熱議后，上網文書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增加了45.29萬份，其中又以行政訴訟文書的增加最為明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是什么力量推動的？

　　打工人應該思考，為什么網上網下輿論引導制度蔚然成風？為什么“莫談國事”重新成了一些地方心照不宣的規則？

　　恩格斯說，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因為它是我們目前社會一切災難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

　　恩格斯談了問題的一半，即“基礎和出發點”，列寧補充了另一半，即要了解問題的全部，不能僅僅關注基礎和出發點，他說：

　　當工人還沒有學會根據各種具體的、而且確實是大家關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實和政治事件來觀察其他每一個社會階級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現時，當工人還沒有學會在實踐中對一切階級、階層和居民集團的活動和生活的各個方面作出唯物主義分析和唯物主義評價時，工人群眾的意識是不能成為真正的階級意識的。

　　他進一步說：

　　工人要想成為社會民主黨人，就應當明確認識地主和神父、大官和農民、學生和游民的經濟本性及其社會政治面貌，就應當知道他們的強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應當善于辨別每個階級和每個階層用來掩飾它自私的企圖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詞句和種種詭辯，就應當善于辨別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樣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這種“明確的認識”無論在哪一本書里也學不到，要學到它，只有通過生動的場面和及時的揭露，揭露當前我們周圍發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觀點在談論著的或者哪怕是在竊竊私議的東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數字、某些法庭判決詞等等反映出來的情況。

　　毛澤東的話則更簡潔明了：

　　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