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自由主義改革

　　米萊當選阿根廷總統后，我曾經寫過兩篇關于阿根廷的文章，一篇是關于歷史的（馬島的故事），一篇是展望的（為什么對阿根廷形勢開心？）。幾個月過去了，阿根廷的情況如何了呢？

　　米萊的激進自由主義改革實施之后，阿根廷經歷了強烈的動蕩。大幅度的緊縮性政策對很多人造成了沖擊，2024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的貧困人口增加了320萬人（達到2260萬人，阿根廷的總人口大約4680萬人）經濟也陷入衰退之中。而被自由主義者特別是不學無術的奧地利學派津津樂道的連續三個月雙順差，實際上是一種數字游戲（阿根廷連續三月實現雙順差的真相和危機（更正））（有些類似于我國某些人說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增加）。米萊激進的美元化貨幣改革，也不出意外地暫停了。不過阿根廷貨幣比索“廢紙化”的進程并沒有結束。

　　但是阿根廷的改革也有正面的成果。4月22日晚間，米萊先生發表電視講話，講話全文見阿根廷總統米萊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

　　讓米萊先生興奮地發表講話的，是他要“宣布一些幾個月前在阿根廷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啥事情呢？財政盈余了。國家公共部門在今年3月份實現了超過2750億比索的財政盈余，從而在今年第一季度實現的財政盈余占GDP的0.2%。這是自2008年以來第一次實現財政盈余的季度。米萊先生闡述道，他接手國家時，阿根廷已經陷入破產和瀕臨惡性通貨膨脹邊緣。“我們說阿根廷的所有問題的根源是財政赤字”。只有解決了財政赤字才能解決惡性通貨膨脹。“財政緊縮是結束通貨膨脹的唯一途徑。”

　　雖然財政盈余有一些數字游戲的成分，但是沒有疑問，阿根廷在財政緊縮方面走得非常遠。有關報道很多。

　　由于價格改革，所以頭三個月阿根廷物價漲幅依舊很高。

　　但是米萊通過控制財政赤字來控制通貨膨脹的想法是正確的。因為惡性通貨膨脹的本質是紙幣發行過多，而紙幣發行過多的唯一原因就是國家的財政赤字。

　　商品價格的變化是一種貨幣現象，但是其根本原因并不僅僅是貨幣發行量。價格體現了商品和貨幣兩方面的因素，所以價格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下，有一種內在的促使商品價格上漲的動力。但是惡性的價格上漲，除了極個別的極端的情況（比如重大的災情、毀滅性的事件等等）外，則完全是因為貨幣發行數量太多。貨幣發行數量太多的根本原因，就是國家的財政赤字巨大，財政支出遠遠超過財政收入。我在解讀《資本論》的貨幣理論（《資本論》解讀（十）：美元為什么叫美金？——貨幣）時介紹過馬克思主義的紙幣理論，貨幣的本質是金銀，貨幣是一種商品。但是紙幣只是價值符號，是由國家信用背書流通的，所以紙幣不像貨幣那樣在流通與貯藏之間平衡流動，所以馬克思說，“誰也不能阻止國家任意把大量紙票硬塞到流通中去，……紙票一進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拋出來，因為不僅國境界碑阻止它們流出，而且它們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一切價值，……它們離開自己的職能所在，就變成一文不值的廢紙。”

　　“流通的紙票的價值則完全決定于它自身的量。”所以，絕大多數情況下，惡性通貨膨脹是一種紙幣現象，歸根到底是一種政府行為。所以通過控制財政赤字來實現遏制通貨膨脹的目的，這個思路是正確的。雖然暫時沒有成效，但是成效一定會來的，雖然最終很可能以通貨緊縮的形式來臨。

　　因為自由主義控制或者消滅財政赤字的方法很有問題。自由主義是主張限制政府行為的，鬼迷心竅的奧地利學派當然更加要最小化政府行為了。所以，自由主義對待財政赤字的方法往往是簡單粗暴、不計后果的：這里砍掉，那里砍掉，所以緊縮財政支出的后果有兩個：一個是政府不再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另一個是大量失業和家庭收入減少。這導致一個取代惡性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消費和投資不足，社會不穩定，秩序缺失，經濟增長喪失動力，最終迎來的不是價格穩定的溫和的經濟增長，而是從財政緊縮彌漫到整個社會的通貨緊縮。

　　這是因為自由主義的通貨膨脹治理手段，只注重眼前的通貨膨脹，不在意以后的經濟增長。按照自由主義的理論，市場是完美的，經濟增長是市場的事情，不需要考慮。只要有一個理想的市場經濟，就會有一個理想的經濟增長。事實早已證明這是一種低智商的幻想。

　　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是破壞性的，是通過社會經濟活動的停頓來實現降低通貨膨脹率，所以等通貨膨脹率降低之后，社會經濟的基礎已經被破壞掉了，是不會自發興旺起來的。在這時，如果要拉動經濟增長，一般只有以下幾個方法：

　　一、符合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的道路，生產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形成依靠國際市場的單一的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對于阿根廷來說，其實也就是農業和礦業。這樣的道路使阿根廷喪失經濟獨立，在國際市場的血雨腥風中隨波逐流。

　　二、變賣資產，吸引國際資本投資，使阿根廷變成某些大國的附庸?？紤]到南美本來就是美國的后花園，這條路走向何方不言自明。根據米萊這幾個月的言行，這條路應該也就是他的目標和理想。

　　三、大幅度降低稅負以及出臺其它的激勵政策，振奮資本投資信心，促進經濟繁榮。這種做法的作用有限，資本對利潤的獲取更多是通過經濟活動，剝削或者瓜分剩余價值，而不是靠減稅什么的。減稅之類的只是在剩余價值再分配的時候給資本讓利而已，首先要有剩余價值出現。所以減稅對經濟增長實質上是一個干擾項，它會影響到經濟增長，但是它肯定不會引導或者推動經濟增長。

　　中國在解放戰爭期間也經歷了惡性通貨膨脹，新中國建立后很快就遏制住了。這其中的根本性措施，就是統一全國財政經濟體制，以平衡財政收支，消除通貨膨脹隱患。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命令，決定統一財經體制。命令要求，全國所有收入支出、全國物資、全國現金都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經過短短3個月的艱苦努力，全國實現了財政經濟體制的集中統一管理和財政收支的平衡，物價也基本穩定下來。統一財經，毛澤東稱贊它不亞于“淮海戰役”。

　　但是新中國的領導人們并沒有滿足于此，物價穩定只是一個起點，更重要的事情是發展經濟。眾所周知，中國的道路沒有取消政府的作用，相反，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而與當然中國不同的是，在未來如何發展經濟這一點上，米萊是沒有任何想法的，至少到目前為止，他有的只是各種空洞的說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