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朗：地方省委扣押毛主席的《黨內通訊》，開會坐在那里磨時間！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規定各省由省、市、縣三級黨委書記參加。

　　我當時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擔任縣委第一書記，因而也參加了會議。四川參加會議的人住前門飯店，我和萬縣地委書記燕漢民同志住一個房間。

　　明朗（1917―2006），時任四川省梁平縣委第一書記

　　大會首先由劉少奇作報告，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提到“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傾向有了嚴重發展”、“從全國講恐怕不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有些地區缺點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也可能是七個指頭。”

　　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

　　討論劉少奇的報告時，采用大小組會結合的辦法。小組會以地（市）為單位，地（市）委書記是當然的組長；大組會以省為單位。

　　萬縣小組討論時，多是聯系本地實際，闡述對報告的體會。有人發言也涉及到對省里工作的看法，說：四川恐怕屬于倒三七喲！有人甚至說恐怕十個指頭都爛了。

　　燕漢民立即制止道：“全省的情況咱們不了解，不要亂估計。”會后，我對燕漢民說：

　　“到中央來開會，你制止縣委書記們發言，可不大對喲！”

　　燕漢民說：

　　“你在省里工作，還能不知道省委主要負責人的脾氣，任他們這樣瞎估計，要是傳到省委主要負責人的耳朵里，那還了得。我們到省里開會，都準備了兩本賬，看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口氣，該掏哪本掏哪本。對省的工作的評估，還是聽省委主要負責人怎么說，咱們就怎么跟。”

　　開第一次大組會，省委主要負責人說了幾句，大意是：先體會報告精神，不要急于聯系實際。開了幾天，該聯系實際了，又說：各人檢查各人的，不要上推下卸。于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時間。省委主要負責人大概覺得老是沒有發言不大好，便拿出在省里開會慣用的辦法，指定人發言。被指定的人不得不聯系本地區情況，講一番自己的經驗教訓。

　　我于1958年“大躍進”時下放到德陽縣任書記，親身體會到省委主要負責人那些“左”得出奇的瞎指揮，特別是收回毛主席的《黨內通訊》，不許貫徹執行的行為，十分惡劣。

　　1959年下半年我率川劇團出國，躲過了反右傾的災難?；貒螅朗∥饕撠熑税言S多反映真實情況和對他有意見的地廳級干部都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邊層層如法炮制，人數就更多了）。

　　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擔任縣委第一書記，目睹農村的慘狀，到處是浮腫病人，到處是新墳累累，家毀人亡，心中十分難過。只能和幾個信得過的同志私下議論。如今到中央來開會，還是這個情景，人人噤若寒蟬。我氣憤不過，于是決心向中央寫信，反映四川的真實情況。寫的時候勇氣十足；寫成之后，寄與不寄卻猶豫不決：很怕這封信萬一轉到省委主要負責人手上，后果就嚴重了。猶豫再三，便去找弟弟明吉順商量。（他是1938年到延安的，這時在中央勞動部工作）弟弟很支持我，但不主張用真實姓名，而且信由他代抄代寄，以免被人查筆跡查指紋。于是，就這樣辦了。

　　我給中央的原信如下：

　　毛主席、劉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并黨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個干部，第一次到中央來參加會議（中央工作會議）。來的時候抱著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話都說出來，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F在會已開了十幾天，看起來這個希望是不能實現了。

　　中央提倡說實話，所以我想寫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況反映給中央。

　　這次開會，頭幾次叫我們體會文件精神，不聯系實際，后來允許聯系實際了，但又叫各人檢查各人的，不要把責任往上推、往下推。這幾天有人向省委提了點意見，又說發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開會一樣，大家坐在那里磨時間。

　　不許講話，不許講批評省委的話，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領導這次會議的方針，這不過是省委主要負責人鬧分散主義的一個表現罷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講話，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只舉幾個鬧分散主義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條黨內通訊，四川省委不準傳達，不準貫徹，叫下邊從積極方面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話，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變成反右。

　　三、中央關于自留地私人養豬的五條緊急指示，四川省委頂住沒有執行。

　　四、四川自作聰明提出“一個樣”、“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等政治口號，助長強迫命令和瞎指揮風。

　　五、不執行中央甄別干部的指示，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新青年注：鄧小平堂弟）的錯誤，是劃自留地、解散食堂、毛豬下放。甄別的結果“批判基本上正確”，直到現在省委并沒有承認措誤；鄧自力也沒有復職，對其他人的處分，當然也都是“基本正確”。

　　六、四川省前幾年規定農民的口糧標準是八兩，不久以前規定四兩、五兩、六兩（十六兩秤），有的執行下來，農民一人一天只能吃二兩、三兩，現在還在餓死人。

　　七、中央關于改變基本核算單位的文件，沒有發到縣，不許縣里試點，現在中央作了決定，又規定一個公社保留一個大隊不變。

　　八、最近中央指示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擊投機倒把貪污盜竊活動，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規定萬分之幾逮捕法辦，千分之幾斗爭打擊，百分之幾批判，硬說干部中有百分之幾十的人搞投機倒把，還規定縣委書記要到成都交賬，哪個交不出不準來北京開會。

　　省委主要負責人這樣搞分散主義，結果是怎樣呢？結果大量死人、死豬、減產，（下轉15頁）（上接17頁）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不少縣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還要餓死多少人，誰也不知道。像這樣嚴重的問題，省委主要負責人怎么敢叫下面講話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義，就應該反反這種人的分散主義。

　　一個四川干部

　　一九六二年一月

　　（此信中共中央辦公廳是1962年1月25日收到的）

　　信發出后，隔了不多幾天，毛主席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講話，強調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有些話就像是針對省委主要負責人的。人們私下議論，這一回要是能把省委主要負責人撤了，或者調離四川，那就好了。

　　主席講話后召開的四川大組會，竟是省委主要負責人作檢查，這真是出人意料破天荒的大事。省委主要負責人作檢查時，對他的錯誤雖然是輕描淡寫，但也流了眼淚。主持會議的是鄧小平，鄧最后說了幾句，話不多，卻讓大家清清楚楚感覺到保護過關的意思。

　　第二天的大組會，省委主要負責人未到會，由李大章主持，說是聽取對省委主要負責人檢查的意見，中央機關還派了兩個人來記錄。可是，沒有人發言。李大章啟發了幾次，仍舊靜悄悄的，大約有一個鐘頭之多，達縣地委書記李香山同志才站起來講話。他只字不提對省委主要負責人的意見，卻自己檢查起來，說自己的工作沒作好，連累省委主要負責人作檢查，非常痛心，覺得對不起省委，以致也流了眼淚。他這樣一帶頭，便有人跟著檢查起來。后幾天的大組會竟成了為省委主要負責人鳴冤屈、表同情、獻忠心的大合唱。我注意到幾個資歷較深的地委書記如李林枝等同志始終未發言。

　　大會結束前，省委主要負責人召集了一次小組長匯報會，燕漢民告訴我，省委主要負責人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犯錯誤。（可能是犯了錯誤，大家仍應團結的意思）并且詢問各小組里有哪些人情緒不正常。（指對省委不滿意）我卻想到省委主要負責人的檢查內容怎么只限于那封匿名信的范圍，莫非這封信真的轉到了省委主要負責人手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到了“文革”時期，李大章揭發省委主要負責人錯誤，曾提到七千人大會有這么一封信；中央當時就印發給各常委。紅衛兵竟然到中央機關去把這封信抄了出來，刷大字報到處張貼。

　　我當時被關押在川大學生宿舍，今天被這個單位拉出去掛黑牌子游街，明天被另一個單位揪出去坐噴氣式批斗。造反組織那時到處查問匿名信是誰寫的？問到我頭上，我見省委主要負責人已被打倒，（中央報刊已把他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便承認是我寫的。想不到一夜之間，我便從“省委主要負責人”（新青年注：李井泉）的“黑干將”、“文教新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變成了響當當的“革命干部”，免卻許多皮肉之苦。

　　不料“文革”后期省委主要負責人復出，我又遭到他的打擊報復，應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古訓。